竞技宝测速站官网:父亲罗光达的红镜头《平谷抗战记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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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平谷区档案馆编印出版《平谷抗战记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一书，既为留存珍贵历史记忆，更以先辈精神照亮当下与未来。

  为让历史叙事兼具史料严谨性与亲历者温度感，该书采用 “纸上档案 + 口中历史”相结合的编撰模式。全书分为“抗战先驱”“不朽忠魂”“浴血鏖战”“全民抗战”四个篇章，共计 35.6 万字，收录 240 余幅珍贵图片，系统串联起平谷大地上的抗战壮阔画卷。

  翻开《平谷抗战记忆》，我们读到的不只是一段过往历史，更是平谷人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特殊时刻，愿我们循着书中的文字与影像，重回那段烽火岁月，铭记先辈的牺牲与坚守，让这份浸润着热血与信仰的精神根脉，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持续赓续、代代传承。

  平谷是父亲罗光达的第三故乡。父亲说他的故乡是吴兴县，第二故乡是晋察冀，第三故乡是盘山北麓的田家峪和平谷县。我的故乡是北京，第二故乡是平谷县。父亲在抗战时，率领冀热辽画报社，驻扎在平三蓟联合县盘山脚下紧邻平谷的卢家峪、田家峪一带，活动在冀热辽的广大地区，以他手中的红镜头为武器，记录了冀热辽军民英勇抗日的一批红色影像。此外，父亲经常来往于峪口镇，那里曾经是十四地委、十四专署、十四军分区、冀东十三团的驻地；经常来往于鱼子山，那里是军分区供给处的驻地。冀热辽军区授命十四地委、十四军分区保障冀热辽画报社后勤供给和安全保卫，父亲和地委书记李子光、军分区司令员舒行、军分区副司令曾雍雅、十四专署公安局长叶田、平三蓟联合县公安科长刘向道十分熟悉，并得到了他们的无私支持。

  1973年，我作为知识青年到平谷县的大华山村插队，在平谷生活了两年时间，曾经借调到平谷文化馆美术摄影组工作，拍摄了一批平谷工农业生产的照片。父亲对平谷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听说我要到平谷插队时，在百忙中专门抽出时间和我说起他在冀热辽画报社的好多故事。我也曾到冀热辽画报社遗址踏勘过，瞻仰老一辈们战斗生活过的地方。遥想着那批年轻的文化八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无私无畏的战斗场景，不禁思潮起伏。我和父亲的好几位老战友都是街坊邻居，我认识的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当我走在坡坡坎坎、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当我看到冀热辽画报社简陋的石屋草舍遗址，当我摸着残留的冰冷的石桌土炕时，他们在我的心目中瞬间高大起来，心底升腾起来的是崇敬，是发自肺腑的崇敬。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创造了中国摄影史上的奇迹，那一幅幅载入史册的经典红色影像，让我为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骄傲。

  让我深切体会到父亲在军队中、在摄影界、在社会中广泛影响的有两件事：一是晚年父亲举办了一场自己的摄影展览——《罗光达摄影展》，当年在晋察冀战斗过的好多老将军、老领导、老战友都前往参观，规格之高、人员之多，令我咋舌；二是父亲逝世后组织上发了讣告，对父亲的评价是“中国优秀党员、著名摄影家、电影事业家、艺术教育家”，评价之高令我震惊。后来我认真地读了好多相关史料，对父亲有了更多了解，顾棣先生所著《中国红色摄影史录》称父亲是解放区十位摄影大师之一；还有的史料称父亲是解放区红色摄影的开拓者，是红色摄影理论的奠基者。

  父亲名罗光达，曾用名王天成。在《晋察冀画报》《冀热辽画报》《东北画报》发表作品时，曾用笔名九羊、东征、云飞、海鸥。他出生于1919年1月19日，祖籍是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南浔镇是一座历史悠远长久的名镇，地处中国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地带，位于太湖南岸，是湖州市通往上海的东大门。

  爷爷是一个篾匠，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父亲行三。靠手艺吃饭的家里不算富裕，可是爷爷省吃俭用，坚持让三个儿子读书。父亲读了6年私塾，学习成绩是蛮优秀的，可是爷爷再没能力供他上学了。父亲16岁时独自到上海谋生，在一家洗染店当学徒。他喜欢阅读进步书刊，结识了一些地下党员和爱国志士，担任交通员为组织送信。从1936年起，父亲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抗日救亡活动，并爱好摄影，没钱买相机，就借用朋友的相机，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摄影。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参加了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组织东屡浦住户互助会、歌咏队、读书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上海失陷后，于1938年初参与组织“上海职业青年救亡团”20多人，装扮成难民离开上海。4月，经香港辗转广州，抵达武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安排下，以新四军学兵名义到西安，然后步行到达革命圣地延安。父亲经常说：八路军最重视文化，最重视文化人。延安不仅是领导敌后抗战的中心，更是干部培训的中心，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的中心，是热血青年加油充电的中心。

  前排左起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罗光达、晋察冀画报社主任沙飞、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晋察冀画报社石少华

  5月，父亲他们这批人有的被分配到抗大，有的被分配到鲁艺，父亲被分配到陕北公学。7月，父亲加入中国，继后在中央组织部党训班学习3个月，结业后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12月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同志要回晋察冀，父亲与彭真同行。一路上彭真坚持步行，把自己的马让给父亲骑。彭真同志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儿架子，一路上和父亲聊抗战、聊学习、聊家常，父亲开始时的拘谨一扫而光。到了平山县后，彭真同志和父亲分手，父亲到蛟潭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报到。报到的情景，父亲和我们说过许多次，既有对聂帅的高度崇敬，又有自己的小尴尬。父亲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门口，被门口站岗的警卫拦住。警卫问：“你是谁？干什么来了？”“我是罗光达，我找同志。”“罗光达？没听说过。你从哪儿来？什么职务？”“我从延安来，没职务。”“没职务？司令员正忙，你一边等着去！”“延安让我到这儿报到，你凭啥不让我进去？”“报到到政治部，别打扰聂司令！”正巧聂司令送客到大门口，听到他们的对话，对警卫说“让他进来”。父亲随着聂司令进了办公室，低着头尴尬地站在办公桌前。聂司令微笑着看着父亲，让父亲坐下，之后像聊家常一样询问着父亲的基本情况和兴趣爱好。得知父亲喜欢摄影，聂司令说：“你到政治部与沙飞结伴，由沙飞辅导，担任司令部随军新闻摄影记者。”父亲听后高兴地蹦起来，给聂司令敬了一个军礼：“保证达成目标！”

  父亲具有摄影的基本功，在沙飞的辅导下，又学习了军事摄影的知识和技能，很快具备了独立工作上的能力。聂帅对摄影记者们非常关照，给父亲配了一匹马和马夫，配了一支驳壳枪，父亲说这样的待遇不亚于高干。他骄傲地说：“腰里挎个黑匣子，它为军民留影子，军民看了照片子，齐心抗日打鬼子。这首民谣是对我们这些摄影工作者最线月，沙飞和父亲在河北省平山县蛟潭庄举办“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摄影展览”，这是我军第一个摄影展，展出了沙飞拍摄的包括平型关大捷在内的一系列战斗新闻照片和父亲拍摄的照片19张。

  当时驻守在南水峪的我军兵力共有5个连，十三团的3个连，即一连、二连、特务连及六区队的两个连。我所在的一连守东山，二连守西山，特务连守南山，而六区队的两个连则负责阻击从三河来增援的鬼子。我军按既定方针进入战斗准备，打算给鬼子一个迎头痛击。不料想，鬼子却在中途改变了行进路线，直奔离南水峪不远的镇罗营而去。镇罗营在古长城下，历朝历代都在这儿驻有戍边的将士。明代时，与北方民族作战，抓获的战俘就关在这儿，所以当时叫“镇虏营”。清军入关后，忌讳这一个“虏”字，便改为镇罗营。1933年长城抗战时，的关麟征将军便率部与鬼子在这里有过一场恶仗。据说双方伤亡惨重，鲜血溅上古长城的城垛，染红了山下的河水。

  1939年4月后，沙飞先后安排父亲到晋察冀的一、二、三、四军分区和冀热察军区进行摄影采访活动。5月，父亲随着第一军分区的部队闯过柴荆关，拍摄了大龙华战斗和八路军与群众的抗战生活，主要作品有《大龙华歼灭战我军搜索日军司令部》《群众热烈欢迎大龙华歼灭战胜利归来的八路军》《大龙华战斗缴获日军步枪之一部分》《被我军击落在拒马河的日军飞机残骸》。接着，父亲深入冀热察根据地——宛平县的东西斋堂里、清白口、妙峰山、房山等地区拍摄，主要作品有《金顶妙峰山上的哨兵》《收复西斋堂里》《萧克将军指挥作战》《宛平县政府》《我军民将门斋铁路铁轨拆运到根据地兵工厂，以支援前线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大规模冬季“大扫荡”。父亲和吴印咸跟随八路军反“扫荡”部队采访。吴印咸是父亲的老大哥和最亲密的战友，比父亲大19岁。他们行至孙家庄小庙时，看到来自加拿大的医生白求恩正在带领医疗队对伤员展开紧急抢救。在用门板搭起的手术台上，白求恩神情严肃，紧握手术刀给伤员认真做手术，这一幕激发了父亲和吴印咸的拍摄冲动。突然，一颗炮弹落到了小庙附近，震得小庙一阵摇动，落下一片尘土，不远处的前线子弹呼啸，枪声像爆豆一般。医疗队的领导命令白求恩紧急撤离，白求恩不为所动，坚持把手术做完。父亲和吴印咸端着相机，从不同角度拍摄了这一瞬间，留下了《白求恩在前线抢救伤员》组照，成为抗战史上的名作。之后，父亲来到晋察冀四分区拍摄了华北联大、抗大二分校学生活动的组照。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逝世，晋察冀军区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父亲拍摄了《司令员向白求恩墓敬献花圈》《印度医生柯棣华向白求恩墓敬献花圈》《司令员向抗战烈士和白求恩墓静默致哀》《抗战烈士塔与抗战烈士墓》等作品。

  这期间，父亲最大的遗憾是：他参加了黄土岭伏击战，随一分区一团团部行动，亲历了炮击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的过程，却没有留下照片。1939年11月7日下午3时许，日军全部人马陆续进入我军布置的黄土岭伏击阵地，日军被我军从西、南、北三面包围。猝不及防的袭击使日军阵势大乱，慌忙抢占上庄子东北高地，向寨头阵地实施反扑，企图突围，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山地争夺战。4时许，第一团团长陈正湘站在北面一座山头上观察敌情，父亲和团部的人员站在他的身后。

  团长发现黄土岭东侧小庙附近有多名日本指挥官进进出出，判断是日军的指挥机关。随即命令炮兵：“瞄准那座小庙来两炮！”我军的炮弹少，但技术非常好，两炮准确地击中了目标，随后就见到这批日军慌慌张张地逃跑了。战后父亲才知道，被日军称为“帝国之花”的中将阿部规秀就葬身在这两发炮弹之下。

  这期间，父亲最得意的作品是《冲锋号响了》。这幅作品用逆光、剪影、仰拍等多种手法，生动再现了黎明时分，一名八路军战士以笔挺的军姿站立于正在融化的雪地里，行装严整，吹响冲锋号的场景。照片中虽然仅有一名八路军战士，却因现场氛围的烘托，产生“以一当十”的崇高感受和“千军万马”的壮美意蕴。这张照片在当时的众多报刊发表，并在边区各地巡回展出，对中国军民起到了较好的宣传鼓舞作用。

  1940年春夏，父亲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晋东南的武乡、昔阳、麻田镇、黄烟洞等地采访，曾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及、、、左权、萧克、吕正操等领导同志拍照，还拍照了晋东南召开精神总动员大会、八路军总部阅兵、八路军后方的军工生产和部队生活等照片。在此期间，父亲特别想拍一张朱德总司令在马上的英姿，但等了好几天，一直没机会。父亲只好请总部参谋和警卫员帮忙，请他们了解朱老总要外出时，事先告诉自己一下。有一天吃早饭时，警卫员告诉父亲，饭后总司令要到附近的砖壁村去。父亲马上带了相机，到总司令住的院外等候。不久，总司令从院内出来，父亲立刻迎上前去立正敬礼。总司令微笑着对父亲说：“你还要给我照相？”父亲答：“想照一张骑在马上的。”总司令微笑点头。待警卫员将马拉到村口路较宽的地方，就请总司令上马，父亲前后奔跑，寻找角度。待父亲感到总司令神态自然时，一张又一张地按下了快门，其中有几张是大特写镜头。这就是父亲拍摄《朱德在马上》这一名作的故事。

  1940年到1941年，父亲拍摄了《司令员在太行山观察地形》、《平山县回舍村民兵把缴获的胜利品献给聂司令》、《边区青年纪念五四青年节大会上，聂司令讲话》、《北岳区党委书记刘澜涛在五四纪念大会上讲话》、《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在冀中大平原青纱帐里观察敌情》、《埋伏在冀中青纱帐里的铁骑兵》、《冀东南各界召开反汪拥蒋大会》、《阜平民兵冬训操练之情形》组照、《青年抗日先锋队在检阅会场上举行唱歌比赛》、《完县北神南的妇女自卫队在操练》、《易县北娄山儿童团欢迎我军胜利归来》、《阜平县夹峪村区代表选举大会上，妇女代表发表竞选演说》组照、《华北联大在平山县校部举行庆祝大会，庆祝建党19周年、抗战3周年、建校1周年》组照、《晋察冀边区第一届群英会期间，军民争相观看光荣榜》组照、《日本在华反战同盟支部召开成立大会》组照等一大批摄影作品。

  1941年，父亲和沙飞一起参加了《晋察冀画报》的创建工作，这是全国解放区第二部画报。他一边采访，一边寻找办画报所需要的器材、药品和人才。他发现并调来了康健、刘博芳等技术人员；他到冀中军区，由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派人到北平、天津等敌占大城市去采购画报制版印刷所需的物品，吕正操司令员派一个营护送到目的地。在司令员和军区首长的全力支持下，1942年5月晋察冀画报社宣告成立，父亲被任命为画报社副社长。经过紧张的筹备，7月7日，华北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个画报社创办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在平山县的山沟里正式出版。父亲有十多幅照片在刊，父亲对《晋察冀画报》创刊号的出版非常得意。他说：“画报出版后送到了延安、重庆，有少量传到国外。延安收到画报后非常震惊，没想到我们的抗日根据地能出版这样好的画报。国外一些人认为八路军能印画报根本就没有可能，他们说是在香港印刷的。没想到小小的画报在党内、在国内、在国外有这么大影响，特别是在基层、在战士中特别受欢迎。我们的战士都是工农出身，没有文化，看报纸很困难，可是看画报一目了然，他们非常喜爱。此后，父亲珍藏了每一期《晋察冀画报》《冀热辽画报》《东北画报》，1962年捐献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赠送给他一个小盒子，盒子里是一对寿山石的印章，上面刻“捐赠留念”字样。

  1943年7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晋察冀出版社，调父亲担任社长，出版边区导报和小学教材。由于在反“扫荡”中晋察冀画报指导员赵烈等9人牺牲，沙飞社长负伤，1944年1月父亲又调回晋察冀画报社。

  为了大力加强冀热边军分区《国防最前线》的新闻摄影工作，使晋察冀画报源源不断地得到冀热边地区的照片稿件，争取在敌人深远后方出版以照片为主的画报，经晋察冀军区等领导决定，特成立晋察冀画报社冀热分社，任命父亲为分社主任（社长）。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选择了10多位身强力壮的专业人才，其中有编辑兼摄影记者周郁文，照片制版技师刘博芳，石印技术员董寿延、李志书、马小锁，石印缮写武耀强，装订技术人员张学琴等。早先派往冀东的张进学、齐观山、陈明才、于舒、申曙5位摄影人也定为分社成员。在物资方面，因交通不便，不能带更多东西，只带了照相制版必备的工具、镜头和网目，还有一部分摄影器材。出发前，晋察冀军区领导同志交代了任务，晋察冀画报社全体同志在阜平洞子沟开了欢送会。

  父亲率领分社全体人员于1944年6月10日从洞子沟出发，通过长城沿线的插箭岭、紫荆关、马水关和南口附近的平张铁路封锁线，进入并通过冀东的丰滦密联合县、承兴密联合县、蓟遵兴联合县的交通线，在丰滦密联合县路过十团团长白乙化墓地帽子头山时，全体同志祭奠了白乙化同志，在墓前致哀。父亲拍摄了《十团团长白乙化同志，在平北帽子头山作战时牺牲，1944年，他的战友们途经帽子头山，在他的墓前致哀》。7月下旬，父亲一行抵达冀东军分区的驻地遵化。冀东军分区领导召开了欢迎会，会上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介绍了冀东的敌我形势和特点，要求大家要适应冀东敌我战斗频繁的环境，既要利用战争间隙积极工作，又要注意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为日后挺进东北，收复失地作好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政治部主任李中权介绍了冀东军分区政治思想和文艺工作方面的情况：这里敌人据点稠密，碉堡炮楼林立，封锁沟墙纵横，生活艰苦，战斗频繁，部队经常处于战备状态；但群众基础好，政治觉悟高，对敌斗争坚决，军民团结如一家。介绍完情况后，李中权又和父亲一起研究了建立画报和开展新闻摄影工作的计划、步骤，要求积极争取画报早日出版。

  在筹备出版画报最近一段时间里，所有的摄影记者都分赴各地去采访，父亲派齐观山、张进学、申曙、钱义到承兴密联合县、蓟遵兴联合县等地区的长城外“无人区”、敌人制造“人圈”的地区，随同小部队或地方工作人员，收集八路军挺进塞外，解放“人圈”，收复失地，以及热南、辽西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斗争的英勇事迹；派周郁文、于舒等同志到丰滦迁、遵玉宝等地区，收集老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资料；父亲到北宁路以东、秦皇岛以南的昌滦地区，收集渤海和渔民、盐民生活等资料。期间，父亲拍摄了《行进在渤海之滨的冀热辽八路军》《冀热辽八路军挺进渤海之滨，准备进行海上训练》《守卫在沙陀塔上的八路军哨兵》《在党的领导下，北宁路南沿海广大解放区开展拉网捕鱼，渔民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日出，渔船归来》《在冀东大暴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冀东子弟兵，用缴获敌人的武器壮大自己，杀伤敌人》等照片。

  1944年10月初，父亲从渤海之滨返回冀东军分区驻地，参加军分区政治工作会议。在会上，父亲作了加强新闻摄影工作的发言，并于10月20日向冀东八路军各团、各区队发出了关于大力开展新闻摄影工作的电报。这是冀热辽军区对摄影工作发出的第一份正式文件，对冀热辽军区的新闻摄影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5个军分区和各团不仅十分重视新闻摄影，一些主要领导也成了新闻摄影的爱好者、参与者。比如，十四军分区司令员舒行、曾雍雅，军分区政委方治平、十四地委副书记李越之、十三团政委王文都是新闻摄影的爱好者，用缴获的日伪军相机留下了一批珍贵的红色影像。

  关于画报社的工作地址，经军分区反复考虑和实地详细考察，最后确定选择在冀热边第一地区平三蓟联合县平谷、蓟县交界盘山北麓的一条山沟里。画报社社部设在卢家峪村，新闻摄影训练队住在田家峪村，父亲住在两个村子之间的东窝铺村；同时选择盘山后山上的四王塔、五盆沟等无人居住的荒山，各盖了几间泥草房，作为照相制版、印刷、装订工作间。编辑、记者、总务人员住在卢家峪，以这一些地方为基地，利用战斗间隙印刷出版画报。卢家峪、田家峪、东窝铺等村，都是冀东西部我党开辟较早的抗日堡垒村，距离十四地委、十四专署、十四军分区的经常驻地和平三蓟联合县委、政府的驻地比较近，可以方便地取得他们的支持；这条山沟的入口，是号称“铜南山”的南山村，村里的南山村民兵班是十四地区著名的民兵英雄群体，坚守着盘山根据地的北大门。但是，这里距离蓟县县城、邦均据点、平谷县城、独乐河据点、韩庄据点、夏各庄据点只有15到20华里，日伪军又十分猖獗，画报社经常处于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应付敌人的“扫荡”和突然袭击，对于紧急疏散转移、埋藏机器、隐藏工厂的设备和物资都有周密的预案。1944年底，冀东军分区奉命改为冀热辽军区，分社也相应改为冀热辽画报社，父亲仍然担任社长，赵坚任指导员。父亲和军区政治部协调，从冀热辽尖兵剧社调来安靖任美术编辑，行政、工厂方面也都补充了新人。

  画报社需要的设备和物资，一部分由十四专署公安局局长叶田和平三蓟联合县公安科长刘向道通过内线关系从北平、天津购买；一部分自己动手土法制造，比如照相制版机和轻便印刷机，就是仿照晋察冀画报社的土造机器加以改进后制造出来的。

  为了尽快培养新闻摄影人才，扩大新闻摄影队伍，开展全区的新闻摄影工作，经军区同意决定在盘山开办新闻摄影训练班，由军区电令各军分区从各团、各区队调政治素质好、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参加学习。该班于1945年1月在田家峪正式开学，由张进学任队长，赵坚兼指导员。训练班的主要课程是林采讲新闻采访、安靖讲美术编辑、刘博芳讲摄影技术。父亲担任主课教员，讲授新闻摄影常识，包括新闻摄影的重要性、新闻摄影的任务与功能、新闻摄影不同于普通照相和唯美主义摄影、新闻摄影与其他文化艺术的异同、新闻摄影记者应具备的条件、关于新闻摄影的几个问题等，主课的教学目的是提高学员的政治、艺术、业务能力，使其毕业后能做一个合格的新闻摄影记者，完成反映现实、推动现实、有形保留历史真相的崇高使命。张进学、周郁文、白景生也兼做学员实习和暗室的辅导工作。在练习操作时，由于胶卷很少，学员们相机里不装胶卷，只端着空相机练习。父亲结合自己的新闻摄影实践，反复强调“长期构思，瞬间完成”的理念，要求学员们学会适应前线环境，学会“就一张”的本领。最后实习时，每个学员只允许照3张胶卷，洗印后教员一张一张地点评。尽管当时照相材料极为困难，但由于师生的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刻苦钻研，终于顺利地完成了教学计划，达到了教学目的。这批学员有张醒生、曹兴华、李瑞峰、王春德、刘庆瑞、郭春瑞、葛力群、赵勇、刘正华、李九岭等30余人，他们毕业后即分别到各部队随军采访，后来都成为新中国新闻摄影战线的骨干力量，有的人成了新闻摄影大师。

  根据学员的要求和客观形势的需要，父亲把他的讲授提纲整理成册，名为《新闻摄影常识》，由军区政治部正式石印出版，政治部主任李中权特为该书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新闻摄影工作，是我们作战中的一个重要武器……改进和推动新闻摄影工作有很重要的意义……加强我们的摄影工作，首先从组织上加强，其次从技术上加强，实为非常必要的事情……我希望我们的摄影工作者及新闻摄影爱好者，都很好地来研究这本书，从这里来提高我们的技术，使我们的新闻摄影工作大踏步地向前推进。”有评论指出，父亲所著《新闻摄影常识》，是对解放区新闻摄影理论的系统总结，是我党我军早期的新闻摄影教材，对新闻摄影美学概念具有独到见解和论点，为中国新闻摄影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为了试版，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先编辑出版了2期单张画刊，一是冀热辽画报特刊，二是冀热辽行署、军区群英会专号，受到了人民群众和指战员们热烈欢迎。在冀热辽行署、军区群英会专号上，刊载了父亲的作品《1944年冀热辽群英会上被评为保卫家乡的民兵模范班——盘山民兵班》。到7月7日，抗战8周年纪念日，华北地区第二个大型画报《冀热辽画报》创刊号正式出版。

  这期画报发表了主席、朱德总司令等领袖像和《冀热辽子弟兵战绩辉煌》《坚持塞外斗争解放东北同胞的子弟兵》《保卫祖国领海》《六百万从斗争中武装起来的人民》《民主建设》《新解放区动态》等6组新闻照片共89幅，发表美术作品3幅，文艺作品4篇，诗3组。封面《挺进东北》、封底《向渤海进军》都套印彩版。摄影者有罗光达、张进学、齐观山、于舒、钱谊、申曙、东征（罗光达笔名）、海鸥（张进学笔名）等专业记者，还有十三团教导员王文，尖兵剧社的何畏、周奋，军区保卫部长袁耐冬，十二团二营营长杨思禄等业余摄影爱好者，共10余人，这是动员业余摄影爱好者把照相机为抗战服务的一个良好开端。这期画报为16开本，共印刷了500份，分发到各连队、区、县政府及邻近的兄弟解放区，并由武装交通队送一部分给晋察冀军区和请转延安和大后方。李运昌司令员对出版画报一直很重视，专为画报撰写了《屹立在敌后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一文，为画报题了词，在画报快出版时给画报社的信上写道：“你们8个月的努力已成功，我很高兴，继续努力发展吧！”

  1945年8月初，父亲和画报社的战友们集中在卢家峪编辑第二期《冀热辽画报》，工厂在突击赶印冀热地区的。他们陆续从电讯中得悉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10日延安八路军总部发布第二号命令中，其中第四项命令是“现驻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因此，冀热辽军区的八路军除留一部分部队继续解放冀东各地外，主力部队由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亲自率领，在攻克天险山海关后，即向热河、辽宁、吉林方向挺进。这是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是收复东北的前进基地，现在是实现这种崇高愿望的时候了。

  父亲得悉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以后，立即将全部摄影记者派往前线，参加解放三河、玉田、蓟县、平谷、顺义、通县、山海关、秦皇岛、兴隆、喜峰口等城镇要地，拍摄战斗和扩大新解放区情景的照片。父亲拍摄了《1945年大反攻时，我军收复冀东西部的平谷县城》《坚持在长城内外的八路军，向热河、辽宁、吉林挺进》。后方编辑、出版、印刷部门则大量编印延安总部和朱德总司令发布的限令敌伪缴械投降的文告，以及其他文字图画等宣传品，送往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分发到边沿地区和敌占区，广泛张贴散发。全社同志情绪高涨，精神振奋，加班突击赶印。

  9月初，父亲收到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政委马力送来的一封信，并捎来军区政治部主任李中权的一份电报，李中权要求画报社将画报和宣传品大量送往国外，以扩大宣传，并要画报社东移到遵化县殊峪一带工作，以便和军区取得密切联系。接着，父亲又接到了第十四军分区司令员舒行、政委李子光转来军区的电报，要画报社缓行，并告知博山（李运昌司令员的代名）已进沈阳，要画报社也准备前往沈阳。舒行、李子光他们的意思是待十四军分区的部队到热河、承德一带安置就绪后，再派部队来接画报社去承德再转沈阳。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故事。父亲他们离开晋察冀的时候，沙飞在送别时一再嘱咐：到抗战大反攻时，一定要把八路军解放山海关、向东北胜利挺进的场面拍下来。这时，画报社摄影记者张进学一直随冀东八路军十二团活动。8月30日，十二团、十八团解放了辽西走廊上的名城山海关，他拍摄了《八路军解放山海关》和《我军向塞外挺进》等雄伟壮观场面的照片。之后，他迅速将所拍摄的胶卷带回盘山洗印，将照片寄到晋察冀画报社，被选作《晋察冀画报》第九、十期合刊封面发表，立即被香港、国际上众多媒体转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幅作品是反映八路军军事胜利的经典摄影代表作之一，多次参加展览，收藏于中国军事博物馆。

  从张进学那里，父亲得悉从山海关至沈阳的铁路已经通车，决定带张进学、葛力群、赵贵江等先赴沈阳，其他人员待工作告一段落后立即赴沈。到了山海关，父亲拍摄了《1945年8月，我冀热辽军区部队解放山海关，成立卫戍司令部》的照片。

  9月26日，父亲从盘山步行到山海关，转乘火车赴沈阳。抵沈阳后，即会见了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李运昌面示父亲尽快积极筹备出版画报和大量印刷其他宣传品等有关事宜。为了尽快出版画报，首先要解决画报的制版、印刷问题。父亲征得了沈阳保安司令伍修权和沈阳市市长白希清、副市长焦若愚的同意，成立了“敌伪制版印刷物资接收委员会”，父亲任主任，以防敌伪物资的流失和损坏，并立即查封、接收了沈阳市的大小印刷厂和照相制版株式会社，其中最大的一家是“东亚精版株式会社”，有大小照相制版机和胶版印刷机等设备，仓库里还有不少模造纸、药品、油墨等制版印刷材料，据说印刷制版的水平在当时来说也算比较精良。因此，决定画报社社部暂放在“东亚精版”，在附近临时借用的房屋内办公。不久，由于反动派准备发动内战，往秦皇岛等地大量运兵。我军为自卫反击，李运昌奉延安总部命令，移驻锦州、葫芦岛一带地区。这样，冀热辽画报社与军区联系较为困难与不便，经请示东北局彭真、陈云等领导同志，决定将画报社改由东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并改名为东北画报社，仍任命父亲为社长。

  东北画报社诞生时，只有原冀热辽画报社的文字、美术编辑、摄影记者、技术人员等20人，力量极为有限。所以，一进沈阳，就动员被接收单位的爱国人士、日本技术人员、社会知识青年参加画报社工作，凡合乎条件自愿参加者一律欢迎。在扩大队伍的同时迅速开展工作，首先套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同志的彩色大幅照片和画像，各种传单、标语等宣传品，编辑出版了对开单张的《冀热辽画报增刊》，后改为《东北画报增刊》；还用中苏友好协会名义，出版了对开的《中苏友好画报》。同时，开始编辑8开本的《东北画报》创刊号，计划彩色胶印，在规模与印刷技术上，力争能达到战前我国大城市或当时日本画报的印刷水平。正当《东北画报》创刊号进行照相制版准备开始印刷的时候，苏军准备根据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移交给，要求我军撤出上述城市；同时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背信弃义，美蒋反动势力联合向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军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我主力部队撤离沈阳等北宁铁路沿线的大城市，画报社也随即撤离沈阳。

  11月中旬的一天半夜里，接到东北局指示，要画报社立即撤离沈阳，转移到本溪市，并限令次日中午前要全部撤离完毕。接到指示时，画报社的真实的情况是：第一，身边没有战斗部队掩护安全撤离沈阳；第二，手头没有交通工具运输器材物资；第三，撤离期限十分紧迫。父亲只得把全社人员紧急战斗动员起来，发扬敌后抗战时的战斗作风，在天亮前派画报社警卫队的沈阳兵，分头到各大车店去动员雇用胶皮轮大车。直到上午9时左右，大车陆续动员雇来，到中午时约有100辆之多。全社人员整整奋斗了一个上午，有的拆卸机器、有的包装钉箱、有的搬运装车，大家团结一致，什么工作需要就干什么，把所有的车辆都装得满满的，有些机器无法拉走，只好把主要部件卸下来带走，使敌人占领沈阳接收这些机器后无法利用。下午2时左右，画报社这个浩浩荡荡的大车队，由自己的警卫队实弹护送，向沈阳南面的苏家屯方向进发。这时市内枪声四起，救火车在街上急忙奔驰，那是的所谓地下军，开始搜捕我方未能撤离的零星工作人员，以及进行其他的破坏活动。但我方大队人马在备战中镇静而安全地撤离了沈阳，大批物资器材也都安全无损，顺利地经苏家屯到达了本溪。

  到本溪后，父亲组织人员立即把工厂的机器安装起来，继续印刷在沈阳已经编辑制好版的《东北画报》创刊号，并于12月初正式出版。创刊号的主要内容是庆祝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纪念特辑，其中有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节向无敌的英勇红军致敬等照片共23幅，沈阳市庆祝会的照片是张进学、周郁文和父亲拍摄的，其他反映苏联的照片是由苏联同志提供的，同时还发表了《冀热辽八路军反攻大进军的伟大胜利》的照片12幅，解放山海关等照片是由张进学等人拍摄的，封面《苏军阵亡将士烈士碑揭幕》是父亲拍摄的，封底《八路军解放山海关》是张进学拍摄的。此外，还有介绍《延安木刻展览会》的木刻12幅；还有戏剧、诗歌等文艺作品5篇。从内容看，《东北画报》仍保持了《晋察冀画报》和《冀热辽画报》为战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同时也保持了以照片为主、适当发表特殊的比例的美术和文艺作品的综合性刊物的特点。

  这时，朱丹从延安来东北调画报社工作，被任命为副社长。由于战局的发展，画报社又从本溪迁移到通化。朱丹冒着严寒，在冰天雪地里和战士们一起押运机器设备。在本溪、通化期间，父亲又派人到南满的鞍山、大连等地收集照相制版材料和印刷机器，以充实印刷设备。不久，画报社又冒着敌机的轰炸，从通化转移到哈尔滨，后到佳木斯。起初，社部和工厂都在佳木斯郊区，晚上乡下有土匪活动并经常到郊区附近捣乱，远近常有枪声，所以画报社的警卫队和工作人员长期处在紧急战斗状态，以防意外。之后，剿匪工作有进展，我军在哈尔滨南面阻止了的向北进犯，治安情况日渐好转。接着，我军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取得了重大战果。因此，东北局也移往哈尔滨市，为了向东北局请示与联系工作上的方便，决定将画报社社部和编辑部迁往哈尔滨。工厂这时已发展到一百多人，由刘博芳任厂长，仍留在佳木斯，坚持出版印刷工作。原冀热辽画报社的摄影记者张进学、齐观山、张醒生、王纯德、刘庆瑞、李瑞峰、申曙、于舒、曹兴华、郭春瑞、李九龄等同志都到前线去拍摄战斗资料。有时也在后方深入农村，收集土地改革或其他群众运动的资料。这时，原晋察冀画报任摄影科副科长的郑景康、西北战地服务团搞摄影的陈正青等同志也都调到东北画报社工作，加强了摄影队伍的力量。美术工作者沃渣、王曼硕、古元、张仃、安林、施展、苏晖、赵域、刘迅、洪藏、丁达明、黄山定、夏风、黄铸夫等先后调到东北画报社工作，大大扩大了东北画报社的美术创作队伍，成为东北美术工作者的大本营。因此，东北画报社除了出版以照片为主的8开综合性画报外，还出版了4开照片《东北画报》增刊、照片和绘画并茂的4开《东北画刊》、《东北漫画》专号、《纪念解放后第二个“九•一八”专号》等号外，还出版了《木刻选集》《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连环画册等，又陆续创作出版了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翻身新年画。

  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对画报社的工作极为重视，从开始建社就经常听取画报社汇报，了解情况并及时给予具体指示，要求东北画报社要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坚持为战争服务，面向战地，面向战士和农村。按照这一个精神，《东北画报》从1947年3月第五期起，改为16开本，发行数量增加到四五万份。画报发到部队的排级，并在各班传阅，使所有战士都能看到画报。有的部队把画报作为奖品发给战士，战士们也把能得到画报当作一件光荣的事。有的部队订立立功计划时，把“打个漂亮仗，争取上画报”作为战斗号召。可见，画报对部队战士起到了鼓舞和教育作用。为保障画报社的用纸，东北造纸厂把画报社的用纸列入生产计划，不足部分或当时不能造的优质木造纸由外贸部门列入计划，以保证供丛书、年画等读物的需用。彭真、陈云、罗荣桓和东北军区政治部的周桓、肖向荣等领导同志，对画报出版工作也都给予了全力支持和指导。军区政治部对派遣随军记者，培训部队摄影人员，制订画报的编辑发行计划，都给予了支持和指导。为加强画报社与部队的密切联系，东野政治部特在画报社召集了一次野战纵队及独立兵种的宣传部长会议，专门讨论加强部队摄影工作和改进画报的编辑发行工作。这对画报社贯彻画报为战争服务、为士兵服务的方针，起了极为良好的作用，使画报出版更密切地配合重大政治任务和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为了加强部队的摄影工作，扩大东北画报社照片稿件来源，一定要尽快建立部队系统的摄影网。因此，由东野政治部从各纵队和独立兵团抽调有一定文化水平、政治思想进步、爱好文艺和摄影、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干部，送东北画报社摄影训练班受训。从1948年4月开始，接连办了两期，共70余人。训练班毕业后，学员大多数都分配回原部队担任摄影工作，如梁枫、王云阶、钱嗣杰、陶天治、任树云、臧德宽、李基禄、吕相友等同志，都是这两期训练班毕业的。此外，有些美术工作者也先后学会了摄影，掌握了摄影技巧，结合他们的美术素养，也都兼作摄影记者工作，如安靖、施展、安林、苏晖、黄山定等也分别在前线或后方拍摄了不少作品。同时，发动摄影业余爱好者李松涛等，以及东影的电影新闻摄影师钱筱章、吴本立、徐肖冰、张绍柯、杨荫萱、郝风格等作为画报社特约摄影记者，还给他们提供了胶片、洗印、放大等条件，使画报能不断收到专业摄影和业余摄影爱好者送来的稿件。画报社还开办了两期美术训练班，培训了一批青年美术创作干部和编辑人才。

  东北画报社还继承了老解放区举行巡回展览的优良传统，举行了许多次摄影展览、美术绘画展览、木刻展览、年画展览等。这些展览，观众都非常踊跃，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由于摄影网的普遍建立，所有东野纵队和独立兵种都配备了摄影记者。摄影工作者和战士们一起，一边坚持摄影，一边参加战斗，有些甚至参加攻坚战和巷战。因此，所有东北解放战争的重大战役，都留下了影像记录。

  东北画报社从1945年12月到1949年3月解放全东北前，共出版了46期《东北画报》和大量增刊、特刊、专号、版画、漫画、年画等书刊。东北全境解放后，又迁返沈阳继续出版画报及其他书刊，除留一小部分记者继续在东北拍摄东北人民建设新东北外，大部分摄影记者都随东北大军南下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美术工作者创作了10种大型招贴画，工厂突击赶印了40万份，随军队挺进带到关内。因此，平津解放时，在街头很快看到了这些宣传画。接着，东北画报社的摄影记者又随大军继续南下，与其他解放区的摄影工作者并肩战斗，参加“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

  1948年底，父亲调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制作处长，1949年调北京中央电影局。1949年开国大典上，父亲被邀请为特邀摄影记者，拍摄了《开国大典，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朱总司令乘车检阅受阅部队》《将军、杨成武将军陪同朱总司令检阅海陆空三军》《队伍通过城楼》《开国大典，骑兵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人民代表检阅》等照片，发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摄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纪念刊》《新中国画库第一种——开国大典》摄影集，以及《东北画报》（第62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专号和《华北画报》（第2期）“开国大典专刊”等刊物上，国内不少报刊进行了转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照组织需要和安排，父亲离开了他钟爱的新闻摄影事业，先后在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中央戏剧美术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做领导工作。人们都说落叶归根，离休后我才深切地体会到，父亲的根是红色摄影。他革命的起点是红色摄影，他晚年重操旧业，没日没夜地为红色摄影事业操劳，这既是他对红色摄影的情怀，也是他为纪念战友和已故烈士的使命。

  在晋察冀画报社时，沙飞是父亲的摄影导师和领导，父亲是沙飞的学生和助手。1941年，沙飞得了肺结核病，医生要求隔离治疗，可父亲依然和沙飞住在一起，格外仔细认线年听闻沙飞逝世的消息后，父亲心情特别沉痛，他不相信沙飞会无缘无故地枪杀日本医生，这个事情像一块石头压在父亲的心头几十年。父亲经常说：“我和沙飞的老战友们，怀念他对开拓我国革命摄影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大家认为有必要恢复沙飞的历史本来面目。”抱着这种心愿，父亲到画报社、新华社资料室，全面系统地查看了沙飞遗作，精选196篇作品，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沙飞摄影展》；同时还精选了150篇作品和几篇代表性的文章，由辽宁出版社出版了《沙飞摄影集》。《沙飞摄影展》和《沙飞摄影集》，有力地推动了对沙飞错案的。1986年，沙飞的家属上诉，经法院严格调查得出结论：沙飞作案时，系患有“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不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随后，中央撤销了当年对沙飞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军籍，同时支持沙飞生前拍摄的照片出版。至此，父亲心头的石头才算落了地，完成了他的夙愿。

  父亲是《晋察冀画报》《冀热辽画报》《东北画报》的主要创办人，离休后他筹划推动了革命历史摄影集系列工程的出版发行，主编了《人民战争必胜》《晋察冀画报影印集》《巾帼英豪》《冀热辽烽火》《延安精神》《东北画报影印集》《东北解放战争》《华北解放战争》《杨成武》《丁玲》等十多种大型画册。

  1997年1月，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没有接过父亲的红镜头，是我一生的遗憾。年轻时，我对搞文化工作有极大兴趣，父亲却严令我和姐姐不准到文化部及其所属的部门工作，坚持让我们到生产一线年，我插队回京后，被分配到北京市五建公司，先是任电器技术员，后被评为电器工程师，直到退休。

  我在平谷县先后结识了两位铁哥们。一位是在插队时结识的大华山村的郭永斌，他是一位农民摄影爱好者，从我插队时起，他每年都到家里看望父亲，父亲也十分喜爱他，经常抽时间和他交流，对他的作品进行仔细、认真的指导、点评。郭永斌悟性极高，拍摄了一批非常好的作品，有的作品曾获得国际摄影大赛大奖，后来他被评选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我觉得是他传承了父亲的“镜头”。另外一位是杜浩，他是平谷区公安干警，以红色追寻为己任，收集整理了一大批红色史料，包括父亲和冀热辽画报社的史料，我觉得是他传承了父亲的红色底蕴。他们分别传承了父亲的镜头和“红色”，我这个亲儿子感觉到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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